王毅代表：“绿色发展”需要“协同效应”

与13、14世纪意大利法则区别说致力于人法、物法规则的域内域外效力分析不同，15、16世纪法国法则区别说因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或者倡导当事人对合同法律适用的能动性，或者强调法律适用中的属地主义需求，由此更多地关注法律适用问题的实现。

(三)自然人在有充分理由条件下，撤回了原本对于信息收集、处理的同意。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中，对于有关自身不充分、不相关(不再相关)、过分的(超出最初处理目的)的信息，尤其是历史久远的信息，即冈萨雷斯十几年前欠缴社保而被强制拍卖住房的个人信息，冈萨雷斯向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提出删除链接请求。

尽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单单用比例原则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些抽象和不易操作，但在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后，谷歌公布了富有指导意义且极具操作性的谷歌独立专家报告。甚至可以预见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即便有法定化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堪忧，法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与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相互选择和相互制约，对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通过网规网约实现直接的软法之治。被遗忘权的本土化路径需要考量数据生命时效，平衡公众表达权，调和网络产业发展及考虑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法学会自选课题《比较法视野下的数据删除权研究》(CLS?2017? D82)、山东省法学会自选课题《被遗忘权研究》(SLS?2017? C30)和2018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大数据时代数据删除权研究》(YJSCX2018-005HLJU)的研究成果。

另外，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关规定，如上文讨论的《最高院规定》中就有专门条款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三)为言论自由权和信息自由权的需要。在方法论上，法教义学被认为是公理演绎方法（几何学方法）构造出的概念-命题体系。

[57]只有号称德国启蒙运动之父的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的主张是个例外（Vgl. Reinhard Voppel, Der Einflu? des Naturrechts auf den Usus modernus: Eine Untersuchung anhand der Literatur zum geltenden Recht im 17.und 18. Jahrhundert, K?ln u.a.: Carl Heymanns Verlag,1996, S.147.）。经院哲学思维在神学领域的任务在于：合乎理智地把握经权威确认的真理，即上帝启示的真理。虽然两种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旨在构造一个建立在基本的区分、定义和规则之上的市民法体系。但无论如何，教义起源于医学文献的论断当无误。

这里既包括命题的公理体系，也包括作为其前提的概念的公理体系。[4]其动词为dokein（使……明白，说服……）。

[42]Joseph Esser, Vorverst?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Kronberg: Scriptor Verlag,1975, S.90. [43]参见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天主教神学将教义定义为由上帝直接启示并由教会向所有信众宣告的真理不过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该学说正如萨维尼本人所言，核心在于方法论上的贡献，其学术地位不宜过分地予以放大。[13]在笔者看来，只要某一领域还不存在统一化程度极高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只要案件争议解决或法律适用后果，以及争议解决效力需系属于某一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域支配之下，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场所化分析，即是一个永恒的逻辑推理过程。

就目前阶段而言，我国相关民事诉讼程序立法，显然混淆了国际民商事程序规则和国内民商事程序规则的区别，特别是忽略了国际民商事程序规则所扮演的司法主权协调功能，以及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过程相适应的程序性保障功能。此外，还需确保受案法院或其他裁判当局管辖权的行使与争议解决程序，自始至终确立在正当程序观念基础之上，唯其如此，才可确保裁判结果的确定性和既判力效果等司法利益的极大实现。所谓法律关系本身，即是个深受不同法域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的比较法上的概念，不仅不同法域民商事发展状况不同，有关法律关系的体系和类别有所不同，而且还往往赋予有关法律关系以不同的法律含义。其次是基于法律选择标准之一般场所化分析路径的冲突公平的实现。

[15] 在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凡此种种国际私法价值目标的实现，首先集中在法律选择过程之中，然而将问题的焦点仅仅集中在法律选择本问题的分析之中，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有其逻辑基础的致命缺陷，也不符合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的现实实践。显然此时的国际私法学说，已在方法论上继续得以演进发展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吸纳包容了国际法与宪法等相关法律部门的有益要素，呈现出与民法完全不同的调整方法和学科特色。

就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而言，这一前置性的假定，即为管辖权的确定。国际礼让说和既得权说的提出，将国际私法的本源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即国际私法之使命首先在于协调解决跨国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过程中，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并保护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参与者的自身权益。

探究起来，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区分。从纯粹的场所化逻辑推理分析，萨维尼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无疑更容易达致法律选择路径上的公平合理，在实践中也容易通过创制立法条文加以规范，因之该学说一经提出即获得充分肯定，甚至得到英美学者的广泛赞誉。也许在后世学者看来，此种逻辑多少有些奇怪，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域内当局是否在人法等领域许可适用其他法域的法律，而非片面地赋予各自所制定的人法以域外效力。[12] 完全摒弃相关法律规则属性及地域主权考虑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尽管从方法论价值和场所化逻辑推理过程分析的确颇值肯定，该学说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挑战也尽在预料之中。即就是将国际私法等同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有关理论探究或立法与司法实践，也丝毫不能抹杀隐含在其中的有关法律规则地域主权属性及至冲突与协调的方法论价值。为确保这一场所化过程与分析路径的顺利实现，前期法则区别说学者依据法律规则自身属性，对相关法律之域内域外效力加以区分，试图赋予人法以域外适用的可能。

问题的根本在于礼让与内国利益需求，而非纯粹的法律属性的分析。[1]随着跨国人员流动和民商事交往日益普遍的发生，法律规则与法律适用的绝对属地主义路线首先受到了怀疑。

[23]就立法事项而言，应防止受国内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多影响，除了规定传统民商事法律关系争议解决规则之外，顺应确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规则的需求，给涉网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文化财产、不正当竞争、正当程序、临时保全措施、集团诉讼、损害赔偿的确定、既判力等相关问题也以一定的立法地位。由此在《民法总则》中就该问题加以规定似乎有些多余，至于该规定可能对有关立法规定域外得以适用的可能性倒是没担心太甚。

的确有关法律规则自身属性的区分，或着有关法律关系自身特质的甄别，均确立在就有关民事实体法律规则充分挖掘的基础之上，但出于跨国民商事法律冲突之解决与协调而对有关实体法律规则的剖析，显然已超越了民事法律规则的调整范畴和民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五、结论 国际私法天然所担负的立法管辖权与法律冲突之协调，以及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场所化分析路径等价值判断与方法论功能，使其自身在确保逻辑思维体系严密性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开放包容性。

最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包括既判力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内的程序性事项。笔者以为，这一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之逻辑推理过程，可称之为场所化分析过程。确保有关场所化分析路径的有序运行和逻辑框架体系的严密性，应是贯穿始终的基本主线。从研究视域上考察，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国际私法诸学说，实际上将分析解决问题的视野，均局限于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领域。

从其方法论和逻辑基础上分析，强调法律规则与相关法域之间天然的关联性，无论其切入点为就有关法律属性的分析，抑或是就法律关系自身属性的考察，出发点都在于寻求对涉外法律关系调整的正当性及其国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此外，还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判例法代表的美国，因其联邦体制所限，不可能制定统一的国际私法或法律适用法，但是丝毫没有放慢统一国际私法立法编撰的步伐。

有关该条规定在起草过程中，受到国际私法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批评，笔者也曾担心我国民法典将我国法律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法律关系，一方面没有正确认识到民法本身并不适宜规定法律的域内域外效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适得其反误导国外裁判当局，将该条规定识别为禁止性的规定，或视为冲突法条款进而援引反致制度以排除我国法律被作为准据法得以适用的可能。然而从国际私法之调整对象和引发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考虑之根源分析，跨国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调和法律冲突的解决，无疑有赖于特定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以及当事人相关权益主张或诉讼请求的提出，以及对争议解决后果的追求。

[6]首先从法律关系本身属性出发，确立有关法律适用规则，在实践中最容易实现法律选择过程的冲突公平，也容易为有关立法实践所效用。由此相较于颇为成熟的民法而言，国际私法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人得出国际私法实际上乃涉外民法之谓的错误论断。

重要的是，管辖权的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当事人挑选法院、权利主张的提出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无论是有关立法管辖权的甄别协调，抑或是冲突规范的援引，还是诸如识别、反致、外国法的查明，以及法律选择方法的依循，裁判效力的保障等确保法律选择逻辑推理最终实现的各问题之解决，都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乃确立在裁判管辖权得以确定基础之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法律关系本座说及其他前人研究逻辑推理的学说主张，实际上也不外乎是场所化分析的一种理论主张而已。

随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制定实施，以及近期民学界起草民法典工作的推进，及至《民法总则》的顺利颁布，正确认识有关国际私法在法律体系中所处地位，成其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性议题。其次，该理论所倡导的法律关系本座，实际上所针对的乃法律适用方法，或法律选择依据。

而于此同时，国际私法已发展到传统民法体系所无法包容的地步，制定较为健全的国际私法法典，或至少制定法律适用单行法规，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或潮流。其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适用外国法的法理基础以及法律选择的方法与依据。

胡伯等人提出的国际礼让学说，出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以礼让为基础，颇为正确地回答了内国当局应否援引适用外国法的疑问。价值目标 一、引言 从历史源流考量，国际私法乃脱胎于民法学家对涉外民事关系的关注。